遏制气候变化重在提高能效

　　在他看来，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情景还在眼前，世界各国最终能否在此次会议上达成全球性条约难以料想。大多数国家都将大规模削减碳排放的措施视为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威胁。新兴市场认为造成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是成熟经济体，他们应该承担主要的减排责任；成熟市场则回应，如果针对未来碳减排的约束性条约不具普遍性，他们将失去竞争优势。双方各执一词，如果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互不让步，气候谈判就会陷入僵局。

　　值得庆幸的是，不管双方争论结果如何，对可再生能源投资已经开始。昊坤介绍，2009年，欧盟新增发电装机量的62%是可再生能源，美国可再生能源占新增发电装机量比例超过50%，中国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更是高达370亿瓦，位居世界第一。去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约为800亿瓦，足以满足4300万户欧洲居民用电。

　　虽然这一进展听起来鼓舞人心，但事实上，这些工作还远远不够。昊坤指出，风能、太阳能、水能以及其他非可燃性可再生能源目前仅占全球能源供应的4%，80%的能源供应仍依靠燃烧化石燃料——这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昊坤称，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即便按照目前可再生能源投资速度和现有的鼓励政策发展，2050年能源总需求的预期增长部分仍然需要继续依靠化石燃料来满足，届时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长到现有水平的2.5倍。

　　昊坤表示，鉴于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大幅减少碳排放的最大希望就在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他说，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未来20年里，增效节能的减排潜力远远超过其他所有方式的总和。此外，麦肯锡公司的调查显示，许多现有技术可以大量节约能源，而且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就可收回投资成本。这些技术包括建筑保温、新型照明、高能效电机和传动系统。

　　各经济体采用这些唾手可得的技术可以一举三得——无需增加基础设施就获得更多的能源、减少排放并节约资金。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妨碍了这些技术的全面推广呢？昊坤认为，能源成本是主要障碍之一。他称ABB的一项调查显示，能源行业的领袖和专家认为当前能源价格过于低廉，以致增效节能无法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替代手段。另一个障碍是，在老旧设备达到使用年限之前，企业不愿投资进行设备改造或采用新技术。这一点对成熟市场的影响大于新兴市场。

　　日本是全球能源使用效率最高的国家。昊坤认为，日本的作法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些突破这些障碍的经验。日本的经验表明政府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日本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采取了包括推行标准、奖励计划、税收政策、标识制度和强制性目标在内的一系列综合性措施，令该国的能源效率达到美国的两倍。消费同等数量的能源，日本可以产出2美元GDP，而美国只能创造1美元。对于国内能源和资源极度匮乏的日本来说，提高能效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还说，日本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政府和企业合作来制定各项能效措施。双方协作建立了一个框架体系，让商业机构可以据此预计增效节能的长期投资回报率。

　　昊坤对日本“领跑者”项目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该计划将市场上最高效的产品作为新标杆，其他同类产品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达到相似的能效水平。若不能达到目标，公司的品牌形象将面临极大风险。